国家兴衰一直是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热门话题。有观点认为是经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国际关系史上霸权的轮替。但我国古代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水平曾遥遥领先于世界，为什么现代化进程却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萌而不发？为什么拥有先进的航天和军事技术的前苏联却最终解体？ 其实，国家兴衰在根本上是一个政治学命题。作为一部文集性质的作品，本书的三个部分密切关联：以政治学视野来建构有关的制度理论；并以之来解读现代化过程中有关国家的成败得失；通过对中国政治关系变迁的宏观考察和微观的动态分析，以及基于对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现场进入式观察，重新理解决定我国现代化命运的关键性历史时刻和重大事件。本书在回答了前述问题的同时，验证了国家竞争力的制度基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该国制度安排的市场化程序。

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年-1950年) 英国工党领导人之一，政治学家，费边主义者，西方"民主社会主义"重要理论家。社会民主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的重要思想代表。1893年6月30日生于曼彻斯特一个犹太富商家庭，卒于1950年3月24日。一生著述三十多部，此外尚有大量的小册子、论文、演讲稿等，内容涉及社会科学许多领域，鼓吹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一步推动，一点一滴改良"的费边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欧美思想界有着重大的影响，被誉为与罗素、林赛并列的英国三大思想领袖之一。

本书将历史分为常规时期和关键时刻，其中关键时刻形成的制度决定着常规时期的基本政治走向。在常规时期，制度的样式决定制度的绩效；在关键时刻，观念对于制度变迁至关重要。在上述理论范式的引导下，本书系统地考察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上的关键时刻，如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为什么难以兴起，第一次现代化运动为什么失败，为什么败给曾落后于自己的日本，等等。旧制度的失败导致革命，但是奉行丛林规则的北洋军阀让中国陷入了连年内战的深渊，而南京国民政府继承的国家结构危机和国家社会关系危机最终导致其政治合法性危机，造成雪崩式的失败。中国近代政治发展表明，制度使局面完全不一样。

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一重大事件激发了亨廷顿的灵感，促使其撰写了个人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来思考这一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亨廷顿在历史语境中对军事职业的形成进行梳理，指出军事职业不仅有独特的专业技能，还通过其独有的责任和内在的科层制组织自治同其他职业区分开，因此需要将军政关系作为国家政制结构的关键问题加以处理。通过历史的与比较的考察，军政关系的基本理想类型被界定为“主观文官控制”与“客观文官控制”，前者将能够控制军事权力的文官集团权力最大化扩展，后者则最大化军事职业主义。在此基础上，亨廷顿指出，处理军政关系的根本在于意识形态，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是保障军事安全的必要条件。 本书在1957年甫一出版即引起广泛的讨论与争议，一举奠定了亨廷顿的...(展开全部)

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一重大事件激发了亨廷顿的灵感，促使其撰写了个人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来思考这一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亨廷顿在历史语境中对军事职业的形成进行梳理，指出军事职业不仅有独特的专业技能，还通过其独有的责任和内在的科层制组织自治同其他职业区分开，因此需要将军政关系作为国家政制结构的关键问题加以处理。通过历史的与比较的考察，军政关系的基本理想类型被界定为“主观文官控制”与“客观文官控制”，前者将能够控制军事权力的文官集团权力最大化扩展，后者则最大化军事职业主义。在此基础上，亨廷顿指出，处理军政关系的根本在于意识形态，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是保障军事安全的必要条件。 本书在1957年甫一出版即引起广泛的讨论与争议，一举奠定了亨廷顿的...(展开全部)

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一重大事件激发了亨廷顿的灵感，促使其撰写了个人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来思考这一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亨廷顿在历史语境中对军事职业的形成进行梳理，指出军事职业不仅有独特的专业技能，还通过其独有的责任和内在的科层制组织自治同其他职业区分开，因此需要将军政关系作为国家政制结构的关键问题加以处理。通过历史的与比较的考察，军政关系的基本理想类型被界定为“主观文官控制”与“客观文官控制”，前者将能够控制军事权力的文官集团权力最大化扩展，后者则最大化军事职业主义。在此基础上，亨廷顿指出，处理军政关系的根本在于意识形态，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是保障军事安全的必要条件。 本书在1957年甫一出版即引起广泛的讨论与争议，一举奠定了亨廷顿的...(展开全部)

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一重大事件激发了亨廷顿的灵感，促使其撰写了个人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来思考这一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亨廷顿在历史语境中对军事职业的形成进行梳理，指出军事职业不仅有独特的专业技能，还通过其独有的责任和内在的科层制组织自治同其他职业区分开，因此需要将军政关系作为国家政制结构的关键问题加以处理。通过历史的与比较的考察，军政关系的基本理想类型被界定为“主观文官控制”与“客观文官控制”，前者将能够控制军事权力的文官集团权力最大化扩展，后者则最大化军事职业主义。在此基础上，亨廷顿指出，处理军政关系的根本在于意识形态，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是保障军事安全的必要条件。 本书在1957年甫一出版即引起广泛的讨论与争议，一举奠定了亨廷顿的...(展开全部)

中国历史上最后三个定都北京的王朝，其灭亡的直接原因似乎都是被“缺钱”压倒了脊梁：元朝亡于滥发纸钞；明朝以元为鉴不敢发行纸币，却亡于筹集“辽饷”导致的农民大起义；清朝以明为鉴，“永不加赋”，结果导致其在国运攸关的甲午之役，以其30余倍日本之疆域，10余倍日本之人口，竟只能筹集到不足3千万两白银军费；反观日本之军费预算，却高达1亿6千万两。三朝的历史只给出了一个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双失败的反面教程。 可是反观同时代的欧洲，似乎一贯“缺钱”的欧洲王室，却从没有因为“缺钱”而亡国。因为国王们找到了一条比“滥发纸钞则全民反、过度征税则贫民反、永不加赋则亡于夷”更好的出路：借钱。为什么欧洲的君王可以借钱以缓解财政危机，中国的皇帝们却无从借贷呢？或许，中西大分流的一条线索，正在于“完善的金融市场”之有无？ 本书正是以这一视角为出发点，力图证明民主制度在欧洲的建立，是...(展开全部)